201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荣膺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张存浩院士颁奖。这是党和国家授予张先生的至高荣誉，也是对以先生为代表的化学激光和分子反应动力学团队辛勤耕耘六十余载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给予的充分肯定。我作为先生的秘书，能亲眼目睹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感到无比的幸福和骄傲。

初闻先生之名，起于1998年，我刚入大学读书，恰逢母校南京工业大学四十周年校庆，在校庆庆典大会上，从校领导的报告中听到了杰出校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张存浩院士。大学毕业后，很荣幸进入化物所工作，在所主页上看到了我所仰慕已久的杰出校友张存浩先生的照片和简介，课题组的老同志经常给我讲述先生的辉煌科技成就和高尚品德，但一直无缘目睹先生尊容。直到2005年12月，所领导指派我代替刘卫锋担任张先生秘书，才有幸首次得以见到先生，并在先生的指导下，协助他处理日常事务工作，能在他身边工作，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在先生身边工作八年来，对他为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巩固国家安全、繁荣基础研究做出的突出贡献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更是切身体会了先生的“学界泰斗、功高德劭”的伟大人格。

张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甘为人梯。他提出的许多科学理论和思想在取得成果和获得的各种重大奖励时，他总是把最大的功劳归于工作在第一线的合作者、部下和学生，在他荣获的4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和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先生排名第一的只有1项。2008年，上海科学出版社把张存浩、陈竺主编的《彩图科技百科全书》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时，他们将张先生排名第一，并请张先生签字。张先生当即就要我给出版社联系，表示自己坚决不能排名第一。因先生的态度坚决，科学出版社只好接受张先生的请求。像这样例子还有很多，我也曾多次聆听我所何国钟院士、沙国河院士讲述类似的情况。2010年8月，我曾建议张先生申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张先生当即严词回绝。2011年1月，李灿副所长代表所班子看望张先生时，告知张先生，所班子已经决定推举先生作为化学激光和分子反应动力学团队的代表申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张先生才勉强服从了所班子的决定。2014年1月，张先生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谦虚而真诚地说：“我认为这个奖不该颁给我个人，而是应该授予我们的集体，没有他们，我是什么都做不了的。”

张先生常怀怜贫恤苦之心，乐于助人。他对下属的关心无微不至，先生的老下属和搭档沙国河院士曾撰文回忆：“我们室一位退休的高级技师，因病住院，经济上有困难，先生立即支援他一万元，使他安心治病。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60年冬，国家遭遇严重经济困难，因工作需要派我去长春出差，临行前，生活条件也是很紧蹙的张先生送我五斤粮票，没有饿过肚子的人可能不知道，这区区的五斤粮票,那时是钱买不到的，这对我如雪中送炭。”2006年，我在归置先生办公室时，发现许多来自山东、辽宁、河南、河北、四川、重庆等省市的欠发达地区的许多孩子以及孩子家长写给张存浩先生的感谢信，那些稚嫩的语气和笔迹，表达了对张先生默默无闻资助贫困的衷心感谢。张先生与他昔年的学友们共同捐资为不发达地区建立希望小学，还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奖奖金和在香港等地讲学所得的酬金全部捐赠给了我所设立奖学金，以此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发奋学习、报效祖国。

张先生曾担任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科学界内也可谓身居高位，但他一直都秉承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先生不仅严格要求别人，更严格要求自己，并且身体力行。他带头做到公私分明，小到一顿工作餐也绝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每次外出访友或者是去医院看病，请身边工作人员吃饭时都是张先生自己结账。跟随先生工作，使我切身体会到先生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对待科学工作具有科学严谨的精神，把科研上的科学严谨精神同样用到其它工作上，这点对我的教育非常深，我起草的很多稿子，每一个用词甚至每一个标点他都要指出来，该用逗号还是该用句号或者分号他都告诉我，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学习。张先生常说：“对同行、同事和下级的尊重就是一种应有的谦逊，它能够引导出更高的凝聚力。”我深刻体会到了这种尊重，每当有人到先生家中商讨工作时，不管来人级别的高低，先生每次都是亲自迎接，从不安排秘书代劳。即使是我去先生家汇报工作时，先生也总是亲自站在门口迎接。在我工作中出现错误和遇到困难时，张先生给予的不是批评和埋怨，而是像大海中领航的灯塔，指引着我走向正确的航道。每次接触，每次汇报，都让我深深的领略了先生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张先生是我十分崇敬的长辈、师长，是我学习的楷模。他现在不顾年事已高，依然活跃在科学研究前沿，以发现和培育人才为己任，孜孜不倦的追寻着他那强国富民的科学报国梦。先生获此殊荣乃实至名归，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幸福常伴！